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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傲雪紅梅”江姐的真實人生

2015年07月29日 10:46     來源: 北京日報    作者: 崔樂   

1978年拍攝的老電影《江姐》海報,藍旗袍、紅線衣、白圍巾是江姐標志性的著裝。
1978年拍攝的老電影《江姐》海報,藍旗袍、紅線衣、白圍巾是江姐標志性的著裝。

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左)、兒子彭云(中)的合影。
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左)、兒子彭云(中)的合影。

江竹筠遺書原件。
江竹筠遺書原件。

  傲雪紅梅

  ——江姐的真實人生

  “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一曲《紅梅贊》,是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犧牲的壯歌。這首歌詠嘆的形象早已成為經典:藍旗袍、紅線衣、白圍巾——江姐。

  舞臺上、銀幕上的江姐,給人的印象都是一位親切溫和的中年大姐。其實,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犧牲時只有29歲,是一位身高1.45米的嬌小女子。

  這位年輕女子嬌小柔弱的身軀中,生就一副共產黨員的鋼筋鐵骨,支撐著她在失去丈夫、離棄幼子的巨大悲慟中繼續革命,在嚴刑拷打、死亡威脅面前堅貞不屈。共產黨員堅守信仰、絕不背叛的英雄品格,“為免除下一代苦難,愿把牢底坐穿”的一片丹心,跨越歷史,震撼人心。

  而網絡上的低俗惡搞、庸俗解構,卻讓江姐蒙塵。讓我們拭去這些塵埃,接近一個真實的江姐——江竹筠。

  革命者的愛情

  在重慶三峽博物館中,珍藏著一封江竹筠的家書。這封信寫作時間是1949年8月26日,寫作地點是渣滓洞監獄。獄中筆墨、紙張都難以尋覓,江竹筠將衣被中的棉花燒成了灰,加上清水,調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筆”,將信寫在了如廁用的毛邊紙上。

  信抬頭的“竹安弟”,是對譚竹安的稱呼,江竹筠落款自稱“竹姐”。兩人并非姐弟,關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詠梧,譚竹安是彭詠梧的妻弟,這個“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詠梧的發妻譚正倫。

  這層特殊的關系在網絡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讀,甚至有人把江姐與“小三”聯系在一起。按照這些人扭曲的視角,譚竹安和江竹筠本該對立仇視,然而事實是,譚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間最后的文字。寫信后不到三個月,江竹筠犧牲。

  在這封遺書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們到底還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話,云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

  “云兒”是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的獨子彭云。父親犧牲時,他不滿兩周歲。母親就義時,他才三歲多。彭云由譚正倫和譚竹安撫養長大。

  江竹筠和彭詠梧公開的夫妻關系,是從1943年夏天開始的,而他們真正結為夫妻,卻是兩年以后。這對革命伴侶的愛情故事,和電視劇《潛伏》中的余則成和翠平如出一轍。

  彭詠梧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第一委員,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級職員。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屬的人都可以申請獨立的住房。此前,彭詠梧一直和十幾個同事擠在集體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請”很快得到了批準,但家屬卻成了個難題。

  彭詠梧時年28歲,已和譚正倫結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譚正倫和孩子一直在云陽老家。兩年前剛調任到重慶時,彭詠梧曾有把妻兒接來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訴他,兒子正在出麻疹,暫時去不了重慶。

  這樣的通信引起了黨組織的警覺。為了進入信托局,彭詠梧被包裝成“中央大學畢業生”和曾經的“北平銀行職員”,云陽是他早年開展學生運動、革命活動的地方,他與云陽的聯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詠梧切斷了與云陽的一切聯系。

  和《潛伏》中的翠平一樣,江竹筠也是黨組織在重慶的地下黨員中物色挑選的“彭太太”。

  江竹筠時年23歲,已經入黨4年,為人機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較高,在為彭詠梧提供掩護身份的同時,還能協助他處理機密的黨內工作和聯絡工作。那時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還是接受了這個“嫁作人婦”任務,像模像樣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來,這對小夫妻般配恩愛,但他們很長時間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禮回憶:“我那時上小學四年級,一天放學回家見父親正在和一對青年男女聊天。父親告訴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詠梧一起在李思禮家住下,分住在兩個房間。

  朝夕相處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兩個人感情逐漸升溫。1945年,經黨組織批準,彭詠梧和江竹筠正式結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厲華說,他們兩人正式結為夫妻還有一個機緣,云陽一帶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轟炸,據傳到重慶的消息,彭詠梧的妻兒在轟炸中喪生。

  誰都沒有想到,這個消息是個謠言。

  1946年底,彭詠梧在街上忽然聽到有人叫了聲:“邦哥。”到重慶之前,彭詠梧的名字叫彭慶邦,“邦哥”是極為親近的人對他的稱呼。他循聲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譚竹安。

  彭詠梧知道了譚正倫的近況,譚竹安也獲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經另娶他人為妻。

  雖然那時的譚竹安是投身革命的進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對二人心存芥蒂。

  譚竹安在世時,厲華曾訪問過他。據譚竹安講述,他與彭詠梧見面后不久,到一個地下黨組織聯系點聯系工作。一位年輕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親切地攀談起來。

  譚竹安打開了話匣子,話題扯到了彭詠梧和江竹筠的關系,言語中多有不敬。

  沒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著說:“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來,江竹筠依舊微笑著,向他講述了自己和彭詠梧從同志到戰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經歷,她還說,“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著,到那時候才能真正考慮怎樣理清這種關系,需要的話,我會把你姐夫還給你姐姐。”

  坦誠的言辭讓譚竹安對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從此姐弟相稱。

  不但是譚竹安,彭詠梧的發妻譚正倫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詠梧與江竹筠的兒子彭云。據彭云回憶,“1947年10月,母親給譚媽媽(譚正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不但將一切和盤托出,還囑托譚媽媽盡快來重慶照顧我。那是我的兩個媽媽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譚正倫冒著白色恐怖的威脅來到了重慶,從江姐的戰友手中接過一歲零十個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慶解放的將近兩年時間里,譚正倫帶著彭云躲過一次又一次劫難,使敵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陰謀沒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譚正倫、彭詠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糾葛,在八卦談資中滿足低級趣味的窺私欲。他們沒有看到特殊的時代背景和險惡的革命環境,理解不了這段情感的真摯偉大。

  《潛伏》里的一句臺詞,才是江竹筠和彭詠梧這對革命伴侶的最好寫照:革命的愛情分外浪漫。譚正倫含辛茹苦把彭云撫養長大,這份包容和付出,同樣偉大。

  《挺進報》

  一個女同志,按照約好的時間和接頭暗號,來到成崗家里。這個女同志是個安詳穩重的人,不到三十歲,中等身材,衣著樸素,藍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來不慌不忙地告訴成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歲數比你大一點,你就叫我江姐吧。”

  這是小說《紅巖》中,江姐出場的場景。這次接頭中,她把《挺進報》的工作交接給成崗。

  《紅巖》還原了大量的歷史情景,很多人物、細節與真實的歷史高度一致,比如江姐身穿藍旗袍的經典形象。在很多當事人的回憶中,江竹筠最常穿著的就是一件藍旗袍。

  《挺進報》最初的創辦人之一吳子見,回憶第一次見到江竹筠時這樣寫道:她這天穿的是毛蘭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紅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個普通城市婦女的打扮。

  不過,歷史上的《挺進報》并不是江姐交給成崗的。

  《挺進報》誕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國民黨當局在重慶悍然封閉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人員強制遣送回延安。國民黨原本以為以此能斷絕中共在國統區的聲音,沒想到卻冒出一份油印小報,迅速傳播著“紅色”新聞。

  這份小報是由幾個暫時和黨組織失去聯系的年輕人編輯印制的,主要人員包括陳然(“成崗”的原型)、蔣一葦、劉镕鑄、吳子見。

  “紅色”小報很快引起了重慶地下黨組織的注意。剛出了兩期,彭詠梧就找到了吳子見,幾個“失聯”的地下黨員歸隊。油印小報定名為《挺進報》,成為重慶市委機關報,由彭詠梧直接領導。

  因為彭詠梧擔負工作很多,不可能在《挺進報》上花大量的時間。一個初秋的下午,作為彭詠梧的助手,江竹筠出現在吳子見的面前。

  吳子見回憶,江竹筠囑咐我們以后不要再收聽廣播了,全部廣播稿由她提供。同時老彭還決定,每期報紙除了交給劉國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給江竹筠同志去分發。從此,江竹筠同志在《挺進報》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江竹筠那年只有27歲,卻已經從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爭經驗比陳然、吳子見等幾個年輕人要豐富得多。她那時候就是幾個年輕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為負責編輯工作,吳子見有很多資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個箱子里。常年地下工作養成的習慣,讓江竹筠對于這只箱子很不放心,經常主動幫他清理,燒毀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有次,吳子見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談,便高興地打了個招呼。不料,一向熱情的江竹筠卻對他熟視無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過去。碰了釘子后,吳子見才意識到自己的魯莽,他和江竹筠的關系是地下工作,兩人公開的身份沒有交集,不能公開往來。

  《挺進報》絕大部分的發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負責。每期報紙,經過她的手分發出去的大約有一千六七百份。這是整個工作的最后一環,危險性不言而喻。

  地下黨員王珍如曾經參與了一次投遞工作。據她回憶,當時江竹筠和她像一雙出門逛街的小姐妹,提著一個綠色的帆布旅行袋出發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郵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學著她的樣子觀察一下四周。沒等她轉回頭,旁邊的江竹筠已經從旅行袋里抽出信封扔進了郵筒。上半城的投完了,兩個人又轉向了下半城……為了讓敵人摸不到郵路的規律,整個城區的郵筒被投了個遍。

  《挺進報》除了在地下黨組織內發行,更多的是隨機投遞,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實的新聞和中共的聲音。不過,在解放戰爭進入反攻之后,他們也選擇一些特定的報紙投遞對象——國民黨軍政要員。

  1948年3月初,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收到了一封“親啟”信,信封里就是一份《挺進報》和一封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警告信。朱紹良又驚又怒,把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召去臭罵了一頓。

  二處其實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在西南的領導機關,徐遠舉另一個身份是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大特務頭子。《紅巖》中頭號反派徐鵬飛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遠舉在昆明被捕。據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進門就熊了我一頓,朱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禍事來臨。果然,他交給我一封信。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

  中共地下黨的《挺進報》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甚至直接寄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讓朱紹良火冒三丈,徐遠舉更是惱羞成怒。一場從《挺進報》開端,牽連整個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大搜捕開始了。

  此時的江竹筠和彭詠梧,已經離開重慶半年有余,但他們都沒能脫離厄運。

  “孩子能記得父母嗎?”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按照上級指示,中共川東特別區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決定在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帶發動武裝斗爭,配合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

  彭詠梧主動請纓,去下川東組織領導武裝起義。

  所謂“下川東”,指的是重慶以東、萬縣至三峽沿江兩岸。這片區域位于四川、陜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險要,適合開展游擊斗爭。而且,這里是彭詠梧早年開展革命活動的地方,他了解這里的群眾基礎較好,下川東農村“像一堆干柴,一點就著”。

  川東臨委任命彭詠梧為下川東工委副書記,江竹筠作為他的聯絡員一同前往,而吳子見因為北平的一個聯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彭詠梧把他也帶上了。11月,三個人離開重慶,乘船前往下川東。

  彭詠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聯系游擊隊、找武器、發動群眾……起義時間被確定為來年1月30日。

  新年將至,江竹筠卻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東過元旦了,她還有一項任務——當地缺少知識分子骨干,難以應付起義后的復雜局面,因此,彭詠梧要她回到重慶,向組織匯報準備情況,帶一批知識分子支援起義,并籌備些給養。

  轉過年來的1月20日,江竹筠帶著四位知識分子地下黨員和一批藥品,從重慶返回,抵達了下川東邊緣的董家壩,在那里等待起義隊伍接應。

  他們等來的,卻是一個比一個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與他們聯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東地區活動的地下黨員盧光特。他告訴江竹筠,起義提前打響了,開始打了勝仗,后來他聽說彭詠梧“作戰不利”,但具體的情況還不清楚,吳子見去打探消息了,幾天后也會過來。

  其實,盧光特隱瞞了一個還沒有確認的傳言——彭詠梧犧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戰友,而是彭詠梧的妻子,告訴她“情況不明”,會令她擔心,但總好過喪夫之痛的打擊。盧光特何嘗不希望彭詠梧犧牲的消息并不屬實。

  殘忍的現實擊碎了最后一絲希望。

  厲華告訴記者,彭詠梧等人在籌備武裝起義時,不慎走漏了風聲,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戰大捷后,敵人調集重兵圍追堵截。1月17日,起義隊伍遭到伏擊,寡不敵眾。突圍過程中,彭詠梧為營救戰友,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3歲。

  敵人將彭詠梧的頭顱砍下,先挑到奉節竹園鎮游街示眾,再掛到竹園坪小學操場邊的楊槐樹上。彭詠梧的頭顱后被當地農民取下,埋到竹園坪的寶塔下。他的身體,就在犧牲地黑溝淌草草埋葬。

  彭詠梧是《紅巖》中江姐丈夫彭松濤的原型。小說中,彭松濤的頭顱被敵人掛到奉節城的依斗門上,江姐親眼看到慘景,強忍痛苦,裝作鎮定地疾行離開。

  現實中,江竹筠是在戰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說中用大量筆墨描繪了江姐劇烈的內心活動,這自然是文學手法。在戰友們的回憶中,我們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種堅韌。

  據盧光特回憶,在他到達董家壩三四天后,吳子見終于急匆匆地趕到了這里。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兩句后,就把盧光特拉到屋外。

  “傳說打死一個穿黑皮袍的,砍下腦殼掛在竹園鎮上‘示眾’,看來老彭犧牲是無疑了,告不告訴她?”

  盧光特答道,“她堅強,經得起,反正也隱瞞不了。”

  聽聞噩耗,江竹筠沒有落淚,她的鎮定遠超盧光特和吳子見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會兒,江竹筠就開始安排善后:吳子見和盧光特直接參與了起義,在下川東目標太大,必須馬上撤離。四個新下來的同志顯然也不能再過去了,而她對自己的決定是,回到重慶匯報后,還要回到下川東繼續工作。

  到了夜深人靜之時,江竹筠的房間里才傳出壓抑著的啜泣聲。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慶,住在摯友、地下黨員何理立家中。對于丈夫的犧牲,她只字未提,也沒有流露出一絲苦痛。此時,彭云正寄養在何理立的朋友蔣一葦家里。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訴何理立,要過去拜個年,看看孩子。

  懷抱幼兒的那一刻,壓抑、掩飾了多日的苦痛決堤一樣洶涌而出。江竹筠抱著彭云,嚎啕痛哭。

  蔣一葦家中,當時只有岳母在家照看彭云。老人不明就里,對江竹筠的失態倒有幾分不快。畢竟是團圓喜慶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卻在自己家里失聲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傳到了何理立耳中,她問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卻怔怔地問她:“你說兩歲的孩子能記得父母嗎?”

  再三詢問之下,江竹筠再次淚雨滂沱,像摯友哭訴了彭詠梧犧牲的消息。

  淚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兒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剛強,支撐著她擦干眼淚,扛過喪夫離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東臨委負責人,要求到彭詠梧戰斗和犧牲的下川東去工作,聯絡同志,恢復當地的地下黨組織。臨委考慮到她剛剛失去了丈夫,孩子還小,讓江竹筠留在重慶。但她堅持,下川東這條線她最熟悉,最便于開展工作。臨委最終同意。

  第一次和彭詠梧一起去下川東之前,江竹筠曾給譚正倫寫過一封信,請她到重慶照顧彭云。而這次去下川東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東西送了一空,結婚時購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柜被送給了《挺進報》的劉镕鑄。

  這是對“身后事”的安排。聯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個問題:“兩歲的孩子能記得父母嗎?”所指似乎不止已經犧牲的彭詠梧。她也做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

  那幾個“甫志高”

  在下川東地區的門戶萬縣,江竹筠聯系到了萬縣的縣委書記雷震、副書記李青林。川東臨委指示她,就以萬縣為中心開展工作。

  雷震的公開身份是萬縣地方法院統計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會計室收費處做了一名雇員。

  江竹筠在萬縣開展的地下工作,現在已經很難具體還原。她在萬縣留下來的最多的記錄,出自寫給譚竹安的七封家書。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寫這些信,只是掛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傷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節,當天發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間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節倍思親,我呢?還是這樣不太快活,也不太悲傷。當然有時也不禁凄然為死了的人而流淚……”

  這是譚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來自萬縣的家書,幾天后,江竹筠與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萬縣地下黨組織被破壞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禍事的源頭正是《挺進報》被敵人破獲。而江竹筠的被捕,還有敵人從下川東武裝起義方向上追查到的線索。

  在國民黨特務進行的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有133人被捕,其中重慶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進報》被破獲和下川東起義的失敗,都有冒進的成分,客觀上暴露了地下黨組織的力量,讓敵人警覺。但真正讓地下黨組織損失如此慘重的,是那些變節的叛徒。

  徐遠舉在交代材料中說,“此次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主要是叛徒出賣,否則我是一籌莫展的。”

  《紅巖》塑造了一個盡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賣了許云峰、江姐等諸多地下黨員,用同志的鮮血做了保命晉身的資本。

  “藝術作品和真實的歷史之間存在著差距,《紅巖》里的‘甫志高’在現實里并不僅指某一個人,而是十幾個叛徒群像的縮影。按照書中的描述,‘甫志高’不過就是個區委委員,職務不高,是不可能掌握這么多黨內機密的。”厲華說。

  這其中,最危險的叛徒有兩個:劉國定、冉益智。叛變前,他們分別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副書記,掌握著幾乎所有重慶地下黨的秘密。結果,這兩個重慶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人,把黨的秘密向敵人和盤托出。

  一時間,重慶、川東的軍警、特務傾巢出動,每天搜查追捕。重慶地下黨組織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下川東的地下黨組織也陷入了敵人羅網。

  下川東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裝力量在進行著游擊戰。這支游擊隊的領導者代號“老杜”。

  冉益智向敵人供稱,“老杜”叫杜謙益,是個化名,這個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人在萬縣。敵人按圖索驥,沒費什么勁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當時,重慶許多黨員被捕的風聲已經傳到下川東地區,作為川東臨委聯絡員的江竹筠接到了重慶傳來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謹防感染。”但敵人的行動和涂孝文的叛變之快,沒有給江竹筠留出應對的時間。

  涂孝文叛變第二天,中共地下黨萬縣縣委書記雷震被秘密抓捕。他還供出了江竹筠,帶著特務指認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剛剛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來人正是冉益智。在重慶時,江竹筠與冉益智有過聯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的副書記。

  江竹筠馬上警覺起來:“你怎么到這里來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來……”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公開場合這樣提及領導人的真實姓名,違背地下工作紀律。江竹筠心知有異,扭頭欲走,卻被冉益智張臂攔住。幾個特務趁機沖過來,把江竹筠當場抓捕。

  竹簽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黨員劉德彬回憶,被捕的當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幾個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們沒有吐露一個字。對比起來,涂孝文這樣的男人卻是軟骨頭。那天晚上,劉德彬最后一個被審訊,親耳聽見特務們不乏敬佩的感慨:“這幾個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開腔。”

  劉德彬同樣“硬得很”,任憑敵人嚴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劉浩然,是失學青年,來萬縣找工作的,沒有參加共產黨。次日凌晨,特務從水路將他們押送重慶,關進了歌樂山下的重慶行轅第二看守所,即俗稱的渣滓洞監獄。

  歌樂山位于重慶西北,相傳因大禹治水后召眾賓歌樂于此而得名。但是這個優美山名相伴的,卻是渣滓洞、白公館兩個國民黨軍統監獄,恐怖魔窟。

  共產黨員在這兩座牢獄中的斗爭,是《紅巖》著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紅巖》中,江姐說出了激勵幾代人的一句話:“竹簽子是竹子做的,而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與之對應的情節是,敵人把她的雙手綁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簽子,從她的手指尖釘進去,裂成無數根竹絲,從手背、手心穿出來……

  這個讀來令人脊背發涼的情節,其實是小說的虛構。有人以這個小說的虛構情節來否定江姐曾受盡酷刑,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謬邏輯了。

  因為江竹筠負責過聯絡工作,掌握不少重慶地下黨人員名單和聯絡方式,被捕入獄后,她立即成為監獄特務重點審訊的對象。在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檔案中,保存有當年對江竹筠審訊問案動刑的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法官張界和特務陸堅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張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認有中共組織,而徐遠舉堅持說她不但有中共組織關系并且說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樣重要地位,而徐始終也沒有問出來。”

  氣急敗壞的徐遠舉對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殺幸存的羅廣斌、劉德彬等人曾經對江竹筠受刑情況進行過詳細描述:“特務們一點不放松她,戴重鐐,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夾手指……極刑拷訊中,她曾經昏死過3次……”

  《紅巖》的創作基礎,是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三人合作的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后來劉德彬在一份回憶材料中坦誠寫道:“事實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跡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來是竹筷子(夾手指),把它改成了竹簽子(釘手指)。”

  夾手指源自中國古代的酷刑“”,聽上去沒有釘手指那么觸目驚心,但其行刑過程同樣慘無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繩連環套式連接起來,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夾住,左右兩個人拉住麻繩,一使力,竹筷子就會夾緊手指骨頭。正所謂十指連心,受刑人會痛不欲生。

  當年從渣滓洞大屠殺中脫險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孫重、李澤海兩位老人至今健在。他們都是國民黨酷刑的受害者和見證者。

  孫重說:“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處,江竹筠具體受過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過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紅腫,應該是剛受了老虎凳、夾手指之類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國玉和江竹筠曾經是同室難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憶起當年的點點滴滴,“我進渣滓洞時,她已經渾身是傷疤,手也殘了。每次踩著我的床去上鋪,手指都抓不緊,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當看到這情景,我就一邊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邊流淚。”

  正是遭受這樣非人折磨時的堅貞不屈,讓黨內職務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獄中同志愛戴,也讓她成為后來藝術創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編研室主任劉和平考證,那段時間里,重慶及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組織遭到大規模破壞,不斷有地下黨員被捕入獄。劉國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黨高層領導人相繼叛變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被捕的地下黨員們人心浮動,思想很不穩定。

  江竹筠剛入獄時,“江姐”這個稱呼還沒有叫開。當特務提審江竹筠時,大家很關注,不知道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頂住敵人的酷刑,會不會像劉、冉等人那樣叛變革命。

  直到傍晚時分,特務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難友們紛紛隔著牢門向外張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顯示出她的堅貞不屈。有早與江竹筠熟識的年輕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聲:“江姐!”從那以后,難友們無論自己的年紀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統一喊她“江姐”。

  后來,羅廣斌在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寫道:“江竹筠受刑暈死三次,楊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殘廢,是每個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說過:‘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在被捕同志們當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獄中紅旗

  “線兒長長針兒密,含著熱淚繡紅旗,熱淚隨著針線走,繡出一片春消息。”一曲《繡紅旗》唱遍大江南北,江姐帶著姐妹們在牢獄中繡紅旗的情節生動細致,感人至深。

  繡紅旗的牢房如今已經辟為展室,就在白公館平二室。一面“五星紅旗”擺在櫥窗里。這可能是共和國歷史上最獨特的“五星紅旗”:一顆大五角星居中,四顆略小些的星分列四角。

  在《紅巖》和之后的文藝作品中,繡紅旗的都是江姐。事實上,真正“繡”紅旗的是《紅巖》的作者羅廣斌。

  1949年的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時重慶尚未解放,白公館里的地下黨員們在7天后才得到消息。

  羅廣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紅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紅花被面,同牢房的陳然拿出一件舊白布襯衫。誰也并不知道五星的顏色以及排列方式,認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應該是白色,并一致認為應當把五星放在國旗中央,形成圓圈。

  由于牢房條件極差,獄友們只能靠用鐵片磨成的小雕刀當剪刀,剩飯當漿糊,經過通宵奮戰,完成了這面珍貴的“五星紅旗”。

  紅旗制作好后,獄友們把牢房的樓板撬開一塊,將紅旗藏在里面。重慶解放的第三天,眾人在羅廣斌的帶領下,重新回到白公館,從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紅旗”。這面紅旗后來交給了組織,至今還保存在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

  在創作小說《紅巖》時,羅廣斌沒有把自己寫進去,而是把這個情節安到了江姐的身上。江姐是小說的核心人物,又是女性,讓她繡紅旗更有象征意味。真實歷史中的江竹筠,雖然沒有繡紅旗,卻是獄中斗爭的一面旗幟。

  厲華說,在獄中,江竹筠年齡不算大,黨內職務也不高,但在獄中的斗爭中,江竹筠是比較重要的領導者,她面對刑罰毫不退縮的精神,也贏得了同志們的敬佩。

  1949年春節過后,各個牢室傳遞著江竹筠發出的一句號召,“加強學習,迎接勝利。”

  地下黨員在渣滓洞、白公館中“加強學習”,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學什么?所有的“紅色文字”在這里都被像洪水猛獸一樣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現在獄中。

  敵人可以監管書本紙張,卻管不住地下黨員的大腦。一些理論水平高的黨員同志列出提綱,與同志們討論,《社會科學二十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新民主主義論》等等就被拼湊了出來。

  沒有紙筆,他們就用爛棉絮燒成灰做墨水,竹筷子削細做“蘸水鋼筆”,草紙、襯衣、床單撕了當紙……

  與江竹筠同牢室的曾紫霞在家人的營救下出獄。幾年后,她看到了《新民主主義論》的正式出版物,驚訝地發現,江竹筠獄中所憶寫下的章節標題竟然和原文完全一致,僅有一個地方次序顛倒。

  羅廣斌從白公館脫險后不足一個月,就向黨組織提交了一份兩萬多字的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斗爭情況等。最后一章“獄中意見”,是羅廣斌代筆寫出的先烈們的生死囑托,今日讀來仍振聾發聵,引人深省: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不要理想主義、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重慶黨史專家胡康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從檔案材料中發現了這份報告。根據他的考證,這份報告的資料來源與江竹筠密不可分。

  1949年1月17日是彭詠梧遇難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竹筠表示致敬。江竹筠沒有陷入個人的哀思,她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

  這些信息成為羅廣斌撰寫“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報告時重要的資料依據。

  江竹筠在獄中的另一個斗爭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黃茂才。

  黃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兩個月后,江竹筠被關押到這里。登記名冊時,黃茂才發現江竹筠是自貢老鄉,主動攀談起來。

  起初,江竹筠對他懷有戒心,但很快就發現,黃茂才出身貧苦,為人本分和善,對牢獄中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抱有敬佩、同情之心。這之后,江竹筠開始主動接近黃茂才。

  在她的開導、勸說、感化下,黃茂才利用管理員的特殊身份,為身陷囹圄的地下黨員充當起了秘密信使,獄中和外界信息交換的聯絡線從此打通了。

  1949年11月,黃茂才為渣滓洞關押的革命者送出了最后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實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婦委書記胡其芬。

  “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余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

  這封信后來被稱作獄中革命者“最后的報告”,寫于11月19日。

  “藍先生”即黃茂才,他把信交給了地下黨員況淑華。待到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拿到這封信時,已是21日。劉康心急如焚,馬上四下活動,組織武裝營救。

  然而,營救行動還沒有準備好,敵人已經開始了垂死之際最后的瘋狂。

  血色黎明

  11月27日,敵人對獄中革命者進行了最大規模的一次屠殺。

  解放重慶的炮聲已經近在耳邊,劊子手們甚至等不及將革命者拉到刑場。他們把革命者集中到一層的牢房中,端著美式沖鋒槍開始掃射。

  這場野蠻屠殺中,包括胡其芬在內的207人血染歌樂山。

  江竹筠則犧牲于11月14日。她并不在敵人瘋狂的大屠殺之列,而是作為重要“共黨分子”,被先期處決。

  徐遠舉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蔣介石偕毛人鳳到重慶布置屠殺。毛人鳳分別向張群、楊森、王陵基及盧漢將軍傳達了臺灣的決定,謂:‘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又謂:‘對共產黨人一分寬容,就是對自己一分殘酷。’飭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立即清理積案。毛人鳳對我說:蔣介石只是要將楊虎城殺掉。你們可將過去所逮捕的共黨分子,擇其重要者先殺掉一批。”

  9月6日,楊虎城將軍一家和《紅巖》里的“小蘿卜頭”宋振中一家,被殺害在松林坡。

  10月27日,敵人再次從白公館提出了陳然、雷震等10人,次日上午,公開處決于大坪刑場。

  厄運很快也降臨在渣滓洞,11月14日,特務通知江竹筠和李青林“轉移”。

  白公館難友遇害的消息早在幾天前就傳了過來,江竹筠清楚,最后的時刻到了。她把《新民主主義論》塞給同牢的黃玉清,脫下囚衣,換上被捕時穿的藍旗袍,梳梳頭發,和難友們揮手告別。

  敵人將江竹筠等三十人帶往“電臺嵐埡”,這里本來是軍統電臺,1946年電臺遷移后長期荒置,道路雜草叢生,特務們早就在那里挖好了大坑。

  一陣槍響,一片血泊。

  11月30日,重慶解放。白公館生還19人,渣滓洞脫險15人,加上身中三槍未死、從尸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獄中的三百余名革命者,就只有這35人活了下來。

  12月9日,烈士遺體的收殮工作開始。

  “電臺嵐埡”烈士遺骨的挖掘現場,留在了《大公報》的報道里,讓人不忍卒讀:“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尸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范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尸體332具。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余位烈士長眠于此。

  而今的歌樂山,滿目蒼翠,山花爛漫。綻放于紅巖之上的那樹紅梅,應該也在花叢中笑著。



責任編輯:翟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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