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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為他取名范明,為國民黨三十八軍起義盡心盡責

              2014年01月10日 09:40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辛聞   

                

                在抗日戰爭時期,受中共指派,郝克勇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三十八軍任中共工委委員、書記,三十八軍教導隊隊長,直屬搜索連連長;在周恩來、李維漢的直接領導下,從事統戰、兵運工作。后毛澤東建議郝克勇改名;并用郝的母姓,為他取名"范明",并從此開始與毛澤東單線聯系。

                毛澤東為他取名范明,為國民黨三十八軍起義盡心盡責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陜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一個耕讀世家。父親郝鵬程是西北軍的創始人之一,曾在楊虎城麾下任特種兵營長。郝克勇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資聰穎,10歲便能通背《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數百首,還可以撰寫敘事明理的短文,并將傳統中醫書《千金方》背得滾瓜爛熟,能為鄉親們開方子治病,由此在家鄉成了有名的神童。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在大革命時期,由當時任中山大學政治部主任的鄧小平介紹,同王炳南、張策一起加入共產黨,畢業后被黨派到楊虎城部任一連指導員。1928年楊虎城送郝克俊到上海政法大學上學,并成為該校共產黨的負責人。1929年郝克俊把郝克勇接到上海考入建國中學上學。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滬事變爆發,郝克勇與同學沿街募捐,把市民捐獻的慰勞品送到了十九路軍駐地,并隨大哥參加了十九路軍的抗日義勇軍。同年5月,他參加了共青團。1933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主修中文和哲學。1935年冬又考入國民黨財政部開辦的鹽務稅警官佐學校。這所學校的教官全是馮玉祥送到美國西點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和張學良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其中還有一批共產黨員。畢業后,郝克勇被分配到貴州天柱縣當鹽務稅警分隊長,因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鍵的走私鹽船,得罪了何鍵,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后,何鍵乘機把郝克勇打成"小楊虎城",迫使他于1937年3月返回西安,后考入東北大學政經系三年級繼續學習,并加入了民先隊,組織了抗日救亡團體"夏藝學會",由他擔任會長。1937年秋,郝克勇率領"夏藝學會"大多數學員,轉到了安吳青訓班,見到了馮文彬、胡喬木,溝通了與共青團組織的關系。

                1938年初,郝克勇由共青團轉入共產黨。2月,趙壽山在陜西三原成立十七師教導大隊(趙5月任三十八軍軍長后,改為三十八軍教導大隊),黨組織因郝克勇與楊虎城和趙壽山的特殊關系,派他到教導大隊任政治教官。

                1939年春,中共陜西省委成立了三十八軍地下工作委員會,由蒙定軍、胡振家和郝克勇3人組成。郝克勇充分利用《新華日報》、《大公報》和《大眾哲學》,以及三十八軍出版的《新軍人》等進步刊物,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同時還利用電臺收抄新華社來的消息、社論,以及毛主席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寫出了《黨的建設和三大法寶》、《中國走向何處去》、《蓮出于污泥而不染》、《共產黨員須知》等文章和教材,對黨員和進步軍人進行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訓。郝克勇始終堅持毛主席給抗大提出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開設了抗日政治工作、游擊戰術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課程。與此同時,他還在教導隊建立了黨的組織,秘密開展黨的兵運工作。

                1940年12月上旬,蔣介石侍從室通過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給孫蔚如發了一份絕密電報,指名三十八軍蒙定軍、郝克勇等37名軍官為共產黨的嫌疑分子,著令押送洛陽審訊處理。趙壽山得知后,當即讓郝克勇裝病即日請假離開教導大隊隱蔽起來。1941年5月形勢緩和后,趙壽山又委任郝克勇為第三期教導隊隊長。

                這年秋天,趙壽山與共產黨密往之事被蔣介石嗅出點氣味后,即派其嫡系湯恩伯的6個軍,將三十八軍控制起來。為了使三十八軍擺脫日益惡化的處境,1942年7月,毛澤東親自給趙壽山發電報,點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

                9月,工委派人將郝克勇護送到陜西,中共陜西省委交通衛平歷經千難萬險,于12月將他護送到延安。抵達延安后,郝克勇先向西北局的李維漢、賈拓夫等匯報了工作,緊接著毛澤東又多次召見他。在聽取郝克勇的匯報時,非常仔細地詢問了工委開展工作的情況,同時對工委提出的統戰工作、對敵斗爭策略以及應變方案,作了反復的研究和討論,對三十八軍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當郝克勇向毛澤東反映趙壽山希望能加入共產黨時,毛澤東同意批準了趙壽山的請求。

                就在最后一次交談中,毛澤東突然問起郝克勇舅家的情況:"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澤東接著問:"是范仲淹的‘范’,還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澤東說:"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應該改名換姓。"從此,郝克勇以"范明"應世。解放后,他曾申請改用原名,毛澤東在一次接見他時認真地說:范明這個名字現在名揚中外,還是不改為好。

                在此之前,范明受周恩來、李維漢同志的領導,打這以后,他只與毛澤東單線聯系。我們在采訪范明時,還親睹了他開展白區布點統戰工作時毛澤東給他的100余份電函。

                1943年,冰消雪融的時節,范明輾轉千里從延安返回了三十八軍,向工委和趙壽山將軍傳達了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根據中央指示,趙將軍同意送蒙定軍到陸軍大學"鍍金",工委書記由范明擔任。此時,這支部隊的官兵盡管穿的是國民黨的衣,吃的是國民黨的飯,但實際上卻是在黨領導下的一支進步和愛國的軍隊。

                在黨中央、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從1938年2月至1944年4月,工委在國民黨三十八軍共舉辦了5期教導隊,培養了約2000名干部,其中發展黨員500余人。這批干部、黨員,對改造舊三十八軍和1944年的第十七師"七·一七"故縣起義及1946年第三十五師的"五·一五"鞏縣起義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此后,范明即調往國民黨第三集團軍,以給趙壽山當營長的名義開展工作,隨后與趙壽山同時離開三十八軍,經西安到達延安,完成了對三十八軍的統戰工作。到延安后,范明被任命為西北局統戰處處長。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西北局派范明負責進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區地下黨的布點任務。范明經過周密細致的工作,共派遣了百余人,建立了108個武裝據點。其中胡宗南的隨身副官張德廠就是他一手安插進去的一個關鍵性人物。這種秘密的但又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地下隱蔽工作,搞得國民黨反動派焦頭爛額,狼狽不堪。

                進軍西藏征服唐蕃古道,護送十世班禪順利返藏

                解放大西北的戰爭展開后,范明被任命為第一野戰軍政治部秘書長兼聯絡部長,經常撰寫各種重要公文,彭德懷親切地稱他為“軍中翰林”,有時還開玩笑地叫他“范大人”。

                大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區,彭德懷指示范明搞好調查研究,對馬家軍在軍事打擊的同時,做好政治爭取和民族宗教工作。范明在部隊進軍戰斗的間隙,很快寫出了《戰時政治工作》、《心戰》和《回族工作手冊》等材料,加強了對部隊的統戰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

                還在蘭州解放前夕,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關于解放西北方針的指示》電報中明確指出: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在青海的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藏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做好準備。于是,彭德懷便將爭取班禪這一艱巨任務交給了范明。

                辛亥革命后,英帝國主義乘民國中央政府初告成立,政局動蕩不穩之機,挑撥西藏當局同中央政府的關系,唆使西藏統治集團驅逐清朝駐藏大臣,逼迫川軍退出藏境。此時,正值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在位。達賴住在前藏拉薩的布達拉宮,班禪住在后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后因達賴派兵駐扎后藏,致使兩位活佛交惡,班禪于1923年11月15日出逃到青海,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樹含恨圓寂,終年54歲。十世班禪1938年2月3日出生于青海循化縣溫都鄉,1941年被認定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于1949年6月3日頒發了承認青海靈童并“免于金瓶掣簽”的命令,同年8月10日,在西寧塔爾寺舉行了“坐床”典禮,后為避免戰火,遷住海西香日德隱居。

                范明受領任務后,前往西寧,配合中共青海省委、省軍政委員會到塔爾寺,做班禪的工作。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際,向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及彭德懷副總司令發出了致敬電。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復電班禪,贊揚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希望先生(班禪)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奮斗。”

                1950年8月25日,班禪在范明幫助下,在解放軍的護送下,與行轅人員一同離開香日德,返回塔爾寺。

                這年的10月初,彭德懷限范明在一個月時間內去迪化市(今烏魯木齊市)任黨委書記兼市長。就在范明準備進疆時,突然接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通知,告訴他準備跟隨彭總去抗美援朝。不幾天,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又通知他,要他仍然負責進軍西藏的任務。對“一月數變”,范明至今仍然記憶猶新,他笑著對我們說:“不管咋變,作為一名黨員、一個軍人,都要聽組織的、聽領導的。最后彭總抗美援朝去了,我仍然組織部隊進軍西藏,我和彭總就此分手了。”

                1951年1月,范明被任命為西北西藏工委書記和西北軍區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委,2月27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又根據中央的決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軍政委員會駐班禪行轅代表。從此,他便與班禪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年4月,在周密安排下,時年13歲的班禪在范明等陪同下抵達北京,受到朱德、周恩來、李濟深、李維漢,以及民族學院師生、北京市的居士、喇嘛和在京的藏族人士代表極為莊重熱烈的歡迎。周恩來在與班禪互贈哈達后,緊緊握住范明的手說:“你為中國的統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謝你。”

                “五一”國際勞動節,范明又與李維漢一起陪同班禪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在班禪向毛澤東敬獻了哈達后,毛澤東很高興地對班禪說:“在西藏,你比我說話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還得靠你!”同時,他對范明的精明能干贊賞了一番,并要求他用3年時間學會藏語。

                從5月2日開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與西藏地方全權代表,經過十多天的會談磋商,終于恢復了十世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并于5月23日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接著,范明又陪同班禪一行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參觀了一個多月,使班禪親身感受到了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中國蓬勃向上的新風貌。

                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達成后,為了貫徹執行協議,促進西藏內部的團結,實現班禪榮返西藏,根據中央對班禪入藏工作人員先去、班禪后去的指示,于1951年7月組織了班禪行轅200余人,命名為“班禪行轅入藏工作委員會”,隨范明率領的西北軍區入藏部隊(途中又改稱十八軍獨立支隊)入藏。

                8月28日,范明率部及班禪行轅入藏委員會一行4000人,8000頭牦牛、馬匹,1000多峰駱駝,沿著當年文成公主進藏的唐蕃古道,踏上了進軍西藏的征程,一路上經歷了高原反應、嚴寒酷暑、山洪阻攔、缺糧少食、土匪襲擊和強烈地震等艱難險阻。

                歷經4個月的千辛萬苦,進藏部隊穿越柴達木盆地,攀上終年積雪的昆侖山和唐古拉山,踏過黃河和長江的源頭,行程3000多華里,于12月1日勝利抵達西藏拉薩
              ,20日與張國華率領的第十八軍在布達拉宮前的廣場上舉行了勝利會師大會。

                “歷史上部隊進藏曾有過4次,一次是薛仁貴,三次是馬步芳,但他們都在半道就全軍覆沒或返回了。從北路進軍西藏取得勝利的第一支軍隊,就是我們!”范明對能夠親歷半個世紀前的那段歷史,始終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根據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西南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合并,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西藏地區工作委員會,張國華任書記,范明任副書記,還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軍區,范明被任命為第一副政治委員。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2年6月,班禪一行近2000人離青返藏。抵達拉薩東郊勝利塘時,范明和西藏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到駐地迎接和看望班禪,祝賀他榮返故里。

                班禪進入拉薩時,一些反動分子暗中采用軍事和政治手段對我黨的政策和班禪進行攻擊,散布謠言說班禪是毛澤東的三兒子,是假班禪。班禪住在大昭寺的第二天,其“人民會議”中的一些壞分子又暗中與藏軍勾結,企圖襲擊大昭寺。范明迅速組織力量進駐大昭寺對面樓上,日夜守衛著班禪的安全。

                班禪在拉薩共停留了43天,經過范明等人艱苦細致的說服工作,和堪布會議廳官員進行商討安排,于6月9日,由儀仗隊打著鮮艷的五星紅旗及宗教旗幟為前導,在我黨我軍領導人、噶廈僧俗官員和拉薩民眾傾城出動的歡送下,班禪大師離開拉薩,于6月23日回到了日喀則,在扎什倫布寺歷代班禪舉行坐床大典的大殿內,隆重地舉行了參禪儀式。

                班禪榮返故里后,西藏人民群眾愛國熱情高漲,對范明等為班禪返藏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漢族人士非常感激,一律呼之為“阿鄉拉”(舅舅),以表示對毛主席、共產黨的愛戴之情。舅舅這個稱謂,是從文成公主時代傳下來的,表達著漢藏民族之間的親情。

                在那極“左”的年代,范明和班禪都先后受到了不白之冤。直到26年之后的1984年4月,復出后的范明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才見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禪大師。班禪一見范明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緊緊地抱著范明大哭了一場,而后設宴款待了老朋友,后來又特意送他一張簽名的標準相片。



              責任編輯: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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